读乐亭｜第1期｜「乐邑一页」寺庙，在乐亭的历史上(下)

乐亭文化研究会

作者:徐兴信

寺庙在这方土地上存在如此漫长的年代，是乐亭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页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——题记　　

　　5，僧人在兴建寺庙中的贡献

　　寺庙主要由僧人主持，没有和尚，很难谈寺庙。

　　寺庙除敕建、官修的外，大多数都是群众集资、摊派、施舍修建的。

　　一般先有庙而后住进僧、尼、道，有些有作为的僧、尼、道，用化来的钱，又重修和扩建这些寺庙。因此，寺庙与僧人的名字连在一起。

　　明朝万历《永平府志》就有这样的记载：乐亭县，福缘寺在县西南隅，正元间都纲智念建，宣德三年僧人广恺重建。兴国寺在县东十五里，元时建，正统初僧人悟宽重建。正觉寺在县南十里，永乐间建，天顺初住持圆秀修，弘治初僧人海翥重修……一些僧人建修寺庙，虔诚，坚韧不拔。一座座寺庙的修建，都凝结着僧人的辛劳。

　　许多僧人千辛万苦化缘修建寺庙，更成为感化人的故事。

　　石臼坨岛上的潮音寺之所以能建起来，与法本和尚的才干分不开。他对佛事虔诚，燃指化缘，感动了无数人。他有胆略，改变化缘的传统做法，会组织领导，善经营，开荒种地，搞海运。凝聚僧人，汇聚财力，历数十年，他和弟子终于建成潮音寺。

　　寺庙香火旺不旺，不问神佛问和尚。

　　一个僧人住持，可以管好一个寺庙，也能穷庙荒寺。历史上，乐亭的寺庙建了许多，就大多数寺庙来讲，建起来之后，香火不断，年长日久得到维护，但也有部分寺庙只建不修，以致坍圯，再没有修复，僧、尼离去，神佛不“请”就走了。这与寺庙中的和尚、尼姑关系极大。

　　乐亭史册同时记载着有贡献僧人与寺庙的名字。

6、当政者在建修寺庙和敬奉神佛中的表现

　　修建寺庙，与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主张支持分不开。旧社会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，愚弄百姓，历来把修建寺庙、奉祀神佛，作为重要事项对待。这就有主政一方之官员的特别表现。

　　一、与其说官员敬神，不如说他们在戏弄神灵，愚弄百姓。

　　拜神求雨，是旧社会各级官员奉祀神灵的典型。滦河流域地区府县官员几乎年年都亲率人等大搞祭祀。

　　清朝康熙十一年七月大旱，永平府郡守唐敬一率官民祭祀城隍庙求雨。一求无雨。二求《告文》中说：“目今禾黍垂成，而8、 骄阳不雨。万姓携妻挈子，头抢地，声震天。太守惴惴悔过，是用率兹僚属，匍伏祷求告庙。”“百姓不敢呼天而呼父母，太守不能问天，而问尊神。若三日不雨土膏竭，十日不雨千里其赤矣！嗟此孑遗，弱者转壑，强者揭竿，铤走流离，将不旋踵。则太守与尊神，必有分任其咎者矣！神其鉴而裁之。”百姓在水火之中，再不下雨，后果不堪想。说得动情，也不管名份了：太守要负责任，你“尊神”也跑不了啊！软硬兼施，还是不下雨，于是第三次求雨。太守高声诉说“今者，阳日以骄，禾日以槁，万姓呼天抢地声彻重霄”。“太守匍伏悔过，叩头流血”。并且越说越激动，竟对神灵大不敬起来：“若三告而神不应，是必尊神之刍狗生灵而虚拥天爵也。尚不能与人世之敦伦闻道者比，其亦何神之与有？”

　　乐亭历任知县的表现与郡守无区别。表面上看，郡守、知县够可怜的，其言行举止又是十分可笑的，天下不下雨，是自然现象，岂能由神主断？求神降雨明明是做给百姓看的，是在推卸责任，转移人们的视线。当官的真想为民办事，为什么不组织发动民众多兴修水利？

　　二、与其说官员尽责，不如说他们在受罪。在一个县里，当政者是县令知县，他们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，许多寺庙修建，他们是具体实行者。要建好寺庙，就要有财力物力，这对于乐亭这个贫困小县来说，实在太难了。知县陈金骏在《土地祠碑文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余履任初，即欲缮治，而学宫而衙署渐次饬庀，今岁夏始谋及神祠，非惟力弗胜，亦财弗赡也。然余终不敢为而迁延废置者。”除了压力恐怕还是压力。这位县太爷的话代表了历届县官的思想和处境。怎么办？首先是千方百计让人们重视，认识敬奉神灵之重要。明朝刘廷宣《修龙王庙碑记》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乐邑之城北甫三里，旧有龙王庙，因以庄名。……世传谓乐近于滦，相去仅十里。而庄尤居乐下流，河水涨即泛滥，奔激不可御。岁岁苦之，人谋取无力。爰借砥柱于龙神焉。……（三年修好了庙）夫旱潦何常来？而修备不若计其勿来。譬之水然，逐流防波，傍将复溢。杜其源，倏斯固矣。神正为源之者也。得其主旱者，而旱何足为乡虑？得其主潦者，而潦何足为乡虑？”几乎年年与水灾旱灾抗争，年年拜神求雨无效，却要绞尽脑汁，费尽口舌，让人相信神的主宰。为了解决修建寺庙的资金，县官也是费尽了脑筋。知县陈金骏《重修城隍庙碑记》记述了宣传内容：名寺神庙多在山上，乐亭没有山，寺庙建得又相对晚些，因而自古以来，乐亭人每年秋后“携老幼匍匐数十里，献钱于祠宫，如迁安景忠山、昌黎仙人顶者，比比皆是”。知县于是劝告县民建城隍庙：“邑之城隍，其为灵昭昭”，“往岁天行偶愆，为旱、为潦，俱以虔祷得免，神之遍为尔德不为不加”。告示百姓，“以余计之，籍若辈两巡香楮之费（到山上祭祀的香火供品钱物，耗费的人力），可以振新祠宇”。一边强调敬神佛，一边为了发动修本地的寺庙，也不怕冒犯神灵去“争取百姓”。知县多尴尬。就连乡、村主事人，也对寺庙修建负有重任。本县人阴振猷这样描述当年重修杜小口村隆兴宝峰寺：“以故里人咸欲新之，而又苦力不赡也。乡长傅翁国柱，慨然身任之，稽介众以咨方略，走柬牍以广资用。于是饬八材，鸠六工。砖问于陶人，金问冶人，木问匠人，色问缋人。凡六越月而讫。”傅翁所为，仅众多历代历朝最基层主政者言行中的一例。当然，也有乡绅与当政者、寺僧勾结，以建修寺庙为名，欺压乡民，借机敛财的。已经到了民国时期，城南王庄上一姓王绅士就出头竭力主张重修城隍庙，不成。　

7、看到修建寺庙的另一面

　　在客观现实中，“神通”并不广大，既不能消灾，也不会帮谁升官发财。旧社会，天灾人祸不断，百姓惨无天日。滦河照样泛滥，乐亭百姓照旧饥寒交迫。但是，寺庙却越建越多，神也越供越多，百姓的负担无疑越沉重。光为乐亭先民的悲哀而感叹是不够的。对历史事实，冷静思考，除了消极落后的一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。

　　其一，人们从神那里取得精神力量。乐亭先民在千百年里，与难以抗拒的水灾、旱灾、虫灾等自然灾害的斗争中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同在的只有他们心目中的神佛了。用今天的话讲，就是“自己给自己壮胆”、“自己给自己鼓劲”。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历史年代，人们认识有限，要战胜各种灾害，是极其困难的。神的形象适应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某些需要，如对自然现象的认识、解释，人的品格的神化，赋予人以战胜自然的信心、勇气等。思想上借助神的力量，人们在困境中可以不绝望，低贱之下可以不自卑，贫病交加可以不气馁。

　　因此，乐亭先民们把乐亭县的历史延续下来，把乐亭县的文明发展起来，与一代一代人去克服困难、开发生产、创造生活分不开的背后，也与支撑人们的精神即信仰神佛有关。这样，我们就不难理解，先民们为什么总离不开寺庙和神佛？为什么人们在灾难到来时，家园被洪水冲毁了，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时，也忘不了保护寺庙？为什么孤寡百姓也情愿节衣缩食随缘建修寺庙？

　　其二，一种社会公德活动。就大多数百姓而言，参与修建寺庙者并不成佛教信徒，而是一种“从众”行为，在参与一种“社会公德”活动。因为在人们看来，神取得大家的信任，进而顶礼膜拜。首先是神教导人要修身养性，持戒行善，要相信善有善报，要诸恶莫做。有的造福社会，有的则尽忠报国，各有其贡献。这是符合人们所追求的“修善积福”境界的，也是社会所提倡的。在人们没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、没有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以前，用这种思想道德来维系人们的社会关系，还是有积极意义的。每修建一次（座）寺庙，就是一次社会公德教育宣传活动。我们从流传下来的修建寺庙碑记中，可以看到不少这方面的内容。如邑人陈立为撤马店海云寺修复重建撰写的《记略》就说：“落成之日，属文于余。余为文羞涩，且诎于言佛，惟记其年月日时，而以福善祸淫之理参焉。古人有信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愿吾乡善士，以此修身，以此喻人……如在佛前，则自天佑之吉，无不利矣。”对大多数百姓来说，并不明白多少神道佛经，但是对诸如“行善积德”、“修身造福”的人生行为要求，却人人皆知。

　　在这种社会道德活动中，人们不但身体力行，热心寺庙建设，还赞颂修建寺庙有特别奉献者。

　　明朝正统年间，在常各庄建万福寺一座，清朝顺治年间洪水冲坏，大钟逆流至纪各庄东。时王晋强之祖出地八亩建寺。被百姓称赞“好善乐施”。

　　马头营的大慈寺到清朝乾隆年间已有三百年左右，时“瓦砾倾颓，惟正殿一间摇落仅存”。李毓德出面主持修复，“年逾古稀不倦”，“积费数千，往返监督”，终于竣工。不久，建在河边的这座大寺又将遭洪水冲塌，毓德老人之子维藩继承父亲，主持移建。父子二人深受乡民赞颂。

　　当然，也有有钱人家为博得好声誉而耗资修建寺庙的。乾清宫太监谷朝，于嘉靖四十五年重修大黑坨的华严寺（原建于明朝顺德年间），得好名声。县城北井坨宋家出资修建龙王庙，同样受到乡民的交口称赞。

　　出于社会公德的需要，人们还会把一些当政者神化。李瀚，山西沁水进士，明朝成化十八年任乐亭知县。李邦佐，河南陈留进士，隆庆元年任乐亭知县。他们都因为在任期间，洁已爱民，宽严得中，建设县城有功绩，其他善政甚多，百姓建“二李祠”纪念之。把二位请入祠中祭拜，对乐亭百姓来说，是一种感恩和企盼。通过此种形式，在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意在倡导和规范社会行为。

　　其三、先民们对神佛有保留地对待。

　　耳闻目睹神佛的乡民，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，谈不到对神佛有“虔诚”二字。造神的人并不迷信神。俗话说，“彩塑匠不给神磕头--知道你是哪坑里的泥。”敬神久了，徒具形式，少诚心，甚至拿神来戏弄，开玩笑，也不奇怪。天旱了，不下雨，把关帝爷的塑像抬到大路上，让烈日暴晒，说关帝爷晒热泪盈眶了，一出汗就得下大雨。这不是让神活受罪吗？敬神也有等级，给老天爷摆供，整猪整羊整鸡的，五大件或十大件。村边小庙里土地爷可怜，只有一个冷拼盘，都是下等贷，上供的人走了，供品也就让野猫叼走了。就多数百姓而言，往寺庙进香上供，并不问那里边供的是哪路神仙。见庙就烧香，有神像就拜。冷静的人看到，这种稀里糊涂的行为，与“虔诚”总是难以搭界。更让人们生疑的是，好人拜神佛，求福免灾，杀人放火的也来拜，求其不被发现，免遭惩治。目睹神佛“有求必应”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神佛就不“神灵”了。正因为有这种保留，所以一旦有比敬神佛更看得见摸得着并且连着他们切身利益的实事，如搬掉佛像神龛办学校、拆毁寺庙拉砖石木料去建桥修水利等，乡民百姓就会积极去做。乐亭县历史上那么多寺庙没保存下来，仅从这点说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

8、难忘的庙会

　　生活在今天的乐亭人，话语中除了从村庄名称上提到寺庙外，就是有名无实的庙会了。旧俗，凡有寺庙多有规模不等的庙会。人们赶庙会多怀有拜祖师，祈神保佑、降福避祸的心情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庙会场地渐渐变为买卖货物的集散地。最初，敬神祈祷、酬答神恩的焚香还愿者多，买卖货物者少，后来则变为交易者多，敬神者少，庙会就成为集市形式之一。从前，乐亭县城城东东岳庙、城西八蜡庙、城南娘娘庙、城北关帝庙，以及城隍庙的庙会都相当热闹。全县最数阎各庄庙会、安各庄庙会和姜各庄庙会规模大。史梦兰《重修药王庙碑记》：“乐亭县治南十八里，阎镇东南隅旧有药王庙一座，创始于明万历二十五年。至我朝康熙二十年复建戏楼于其前，每岁四月二十八日作会演剧。四方百货云集……至今称极盛焉。”可见，庙会就是物资大交流、文化娱乐大展演。这些大庙会连续时间数日，男女老幼皆来赶，京津等地的商人也来做买卖。从日用百货到农具种子，都可以从庙会上买到。焚香祈福，络绎不绝；叫买叫卖，唱戏杂耍，热闹非凡。

　　自民国后，大多数庙宇改为学校，但庙会仍然盛行一时，至抗日战争起，乐亭县庙会方无。现在乐亭农村一些地方还有“过”庙会的传统。如城南白庄一带，六月二十三过庙会，请亲戚，家家吃大麻花。这样的“庙会”同原先意义上的庙会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

　　庙会仍然留在上年纪的人们的记忆中。

9、永远的遗憾

　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乐亭人，对寺庙都有很深的印象，每每谈起，都感叹如此多寺庙毁了十分可惜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，人们的思想从“左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能够客观地历史地看待宗教文化之后，常常在回忆中赞美寺庙。

　　庙宇、神像称之为庙貌，每个寺庙的庙貌都十分讲究。这是因为受祭供的神佛，其精神不可得见，只能以人们想像中的他们生时之居，立宫室、像貌。庙宇都有殿，这“殿”字，专指帝王所居或供奉神佛之所，普天之下，能与帝王之居相并论，可见寺庙建筑规格之高。寺庙巍峨高耸，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；佛像栩栩如生，艺术形象。就是小寺庙，也比一般平民百姓的房居漂亮得多。还有那庙堂音乐，晨钟暮鼓……寺庙把文化艺术汇萃集于一身。

　　现在，听当年目睹过寺庙情景的人描述起来，仍然充满趣味。有位刘琳先生就写有关于乐亭县城西边“三教堂”的这样一段文字：“……寺庙东南侧建钟楼一座，内悬一口大铁钟，每逢初一、十五由僧人主持鸣钟，钟声响彻方圆十几里。每年家历二月十五为庙会，有前来烧香拜佛的，有杂耍唱戏的，也有购物观光的。寺庙前面搭有戏台，周围摆设各种货案和摊点，真是热闹非常。寺庙坐北朝南，朱红色的山门两侧卧有两只石质狮子，瞪目獠牙，威武雄健。庙前植有两棵高大茂盛的大叶毛杨，如同两把巨伞在庙前遮荫，使庙宇更加神秘威严。由于枝叶繁茂，春夏季节，乌鸦、麻雀成群，做窝筑巢，嬉戏鸣唱。左侧杨树东南约两丈有一口石砌水井，有位长者月夜从井旁经过，见一条黄色大蛇从树腰洞口中钻出，伸头进井中饮水。从此，传说有仙丹存在井底，井水‘灵性’，人们喝了，能防病治病，延年益寿。庄里的老人还真有活过一百年的。”

　　寺庙是公开场所，人人都可以去的地方。除了到那里敬神佛，人们还可以经常到庙宇耳濡目染，受到艺术的薰陶。农村孩子们最早从这里看到美术绘画、雕像，听到音乐，追问寺庙中生出的奇异故事……寺庙文化成为 人们当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　　历代古建筑的代表、历史文化象征的寺庙，不复存在，乐亭大地出现了一块空白。在乐亭这块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地上，今天只能看见单调一色的民居。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。

　　最后的隆兴寺是乐亭县寺庙消失前的缩影。王庆恩，法名怀润，1922年出生，算起来也有81岁高龄了。2003年9月的一天，我在老友傅杰全的陪同下，到胡坨镇杜小口村拜访了这位乐亭县历史上最后的和尚。因家庭穷困，王庆恩10岁从县城西苑庄到杜小口的隆兴寺当和尚，新中国成立后还俗。他说，隆兴寺当年的寺产除有较大的庙观外，还有50亩耕地，到他进寺时，有师爷、师傅和他 3 人，师傅还是个庄稼和尚（不会念经的那种），管理得不好，寺院冷清，香客极少。他们的生活难以为计，他的师爷就把50亩地也典当出去，什么收入也没有了，加上师傅出走，剩下一老一小，生活更艰难。寺内殿房，多数被用作村学校教室，他们只得缩在一角。进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寺庙就因无人管理而彻底破落了。

难忘乐亭县历经漫长年代的众多寺庙临消失前的情景。这是一种社会文化变革前的缩影。从中我们可以深深思考许多问题。社会进步，文明发展，这是历史之必然。乐亭人民会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，再创造，继续发展。但是，肯定是会在更高水平上的历史进步。